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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小品《同桌的你》。 |
在每个中国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和第一天之间的几个小时中，“春晚”（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是躲不开也避不掉的影子，笼罩了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今年尽管有独播剧、地方春晚、网络春晚等想从“春晚”那里分一杯羹，但“春晚”一家独大的地位暂时无忧。那么，霸占荧屏和文化生活的春晚，凭的是什么？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第一页：文化垄断
春晚曾经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
央视春晚起源于1962年春节前后“笑的晚会”。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场“笑的晚会”，王景愚、侯宝林、马季等都参加了演出，也没有领导人参加，向普通民众卖票，给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点欢乐气氛。
而1983年第一届春晚就有当年“笑的晚会”的参与者：马季、杜鹏。“基本想法就是在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台里自己做个晚会，舞台下面就是设了很多茶座，参加演出的演员就在下面坐着，有自娱自乐的成分，带有‘笑的晚会’的痕迹。”
1983年的春晚，刘晓庆作为主持人，念完一封电报后，忽然自己临时加了一段：“此时此刻，我最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一定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
那时的春晚非常灵活机动，观众电话可以直接打进演播厅点播，当年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顶着压力拍板，让李谷一演唱了观众点播的、曾被列为“禁歌”的《乡恋》，此歌一经播出，无数观众激动不已。而且在当年的春晚上李谷一一人连唱了7首歌。
春晚曾经符合人们的愿望。当然，这样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逐渐变成了过年的新习俗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连续的高收视率为央视春晚赢得了雄霸除夕一晚的绝对优势。即便各地电视台绞尽脑汁，想从大年三十的观众潮中分一杯羹，他们也会陆续发现，央视春节晚会的文化垄断已经根深蒂固——
“晚会毕竟还是收视最高的一种节目形式。我们曾经调查过，在春节期间，即使播当年最火的电视剧《潜伏》，收视也不如晚会。”东方卫视总监田明说。
东方卫视说，我们尊重主流文化，央视春晚是满汉全席，我们就是一道西餐的甜点。湖南卫视说：那边是年夜大餐，我们只是给大家打打牙祭。
实际上，地方台缺乏如何提供一台晚会的自有经验，所有的样本和规则还是来自央视。“央视春晚当然是模范和样本。”湖南卫视的春晚导演洪涛说。
而当人们在地方春晚中频繁看到央视的影子以及还不如央视的阵容和制作实力时，央视春晚永远会是观看率最高的晚会。
第二页：收视垄断
最开始的垄断，是观众用摇控器投票得出的
第一任春晚导演黄一鹤曾经自豪的表示：“那时候，沿海省市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电视台也录制了春晚。1983年的时候，北京台台长还说跟我们打擂台，但是在除夕夜，连他们的播放人员一边播一边都在看中央台的春晚。”他记得当时领导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争取做到让观众不换台。而春晚巨大的影响力，也确保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之后，行政之手插了进来
在春晚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1985年春晚时，导演曾经想搞出花样，把晚会从舞台搬到了体育馆，结果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一下子办砸了，投诉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央视还要通过新闻联播向全国观众道歉。
大概是1986年以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其中原委与两届成功一届惨败的经验有深刻的关联，前两届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而1985年的失败所招致的民愤更加深了对失控的担忧。
从此，央视春晚形成制度性垄断，优势变质为强势。
从自娱自乐到“国家公器”
曾经有人谣传“央视将不再包办春晚”。央视有关负责人很不屑地批评这个消息的编造者“根本不明白央视春晚的性质”。央视春晚的性质是什么？“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节目审查之慎：从中央电视台、广电总局到中宣部，春晚领导小组对节目的六次审订，才能决定最后哪些节目可以上春晚。
导演选择之慎：曾经央视文艺部就可以决定导演人选，而自1993年后就需要竞标，过去由一个处级单位就可以任命一个总导演，现在要经由一个部级单位的同意，足可以见到重视程度的变化。
而从中央领导人对春晚非同寻常的关切，也足以印证这台晚会“不一样”之处。
禁令失效，垄断依然
2000年以后，当地方电视台开始摆脱禁令束缚，着手提供不同的产品时，央视已经完成了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原始积累”。连续十几年独家提供的产品，既培养了观众的趣味，也制定了产品的标准。它已经不惧怕任何传统体系内的挑战。
第三页：演艺资源垄断
独家低廉的人力成本
如果按业界预测的6.5亿元收入来计算，央视春晚是一个投资回报率高达600%的经济体——这是10倍于地方台生产的同类产品的回报。一个巨大的反差是，这台晚会的直接制作成本只有1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已经多年没有大的变化。
导演需要靠这笔多年不变的预算资金，调动一个约上千人的团队，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本行业内顶尖的人才。按市场经济的规则，1000万元绝对无法完成这些人在一个舞台上的集合，然而，绝大多数演员报酬不超过2000元（甚至赵本山也不过3000元）的“支持”帮助央视控制了成本。
大撒网式的节目储备
为了应付一切可能突发的状况，要求这台晚会储备远比台上呈现的更多的节目内容。仅以待选歌曲为例：“每年春晚我们第一次筛选起码要听3000~4000首歌曲，歌舞组的那三四个工作人员会把它们全部听一遍。第一次筛选剩下几百首歌曲，然后送给领导来审查，最后留下30首左右的歌曲，如果彩排的时候出现问题，还可以有选择的余地。”
“我要上春晚”
在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口中，这是一句调侃的玩笑话，而到了其它“非著名演员”或“著名演员”的嘴边，却成了一句不折不扣的愿望表达，甚至是奋斗宣言。
仅举一例：2006年春晚时，四个武汉演员的小品被挑中参与评选，由于担心武汉方言不被北方观众接受，所以12月19日正式进驻春晚剧组之后，虽然不用经常跑去参加审查和给领导内部观看，但他们每天还是9点就起床，对词、修改、吃饭、再对词、再修改，排到凌晨3点也是家常便饭。楼下小卖部的榨菜被他们买光。
他们4个都是武汉的演出红人，为了备战春晚，各自退掉了在武汉的商演——每个人都能算出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经济损失。“春晚更重要”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一点都不觉得生硬。
而诸如刘谦、小沈阳等人的命运转折，更是万千演艺人士投奔春晚的最好示范。
第四页：销售垄断
做不过春晚，也卖不过春晚
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做晚会，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卖晚会，央视春晚的生产和销售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这种首尾的割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相比越来越多对内容的质疑，央视春晚在经济领域的神话更稳固，更不能撼动，更无可指责。每笔收入看起来都是公平的，都按照市场规则进行。
虽然从一个长期趋势看，舆论对晚会的满意度在逐年递减，但央视春晚的广告收入却逐年上涨，2002年2亿元，2006年接近4亿元，2009年已接近5亿元……每年央视在定价时，都会在前一年卖价的基础上调标底。涨价看起来是生产方自己的事，但这是一种有约束的定价权吗？当面对着市场上同类产品仅有几个点收视率的现状时，它在定价时还有需要顾忌的对手吗？
“央视春晚的节目单我们看过。就是照着节目单抄，办一台完全相同的晚会，我们要多花10倍的成本，但收入可能只有1/20”，一位地方台工作人员如此表示。
更可怕的是，对广告客户的独家垄断
要知道，愿意为单台晚会掏钱的买家是有限的。央视6.5亿元的收入，几乎囊括了愿意在这个时间段上付钱的最有实力的买家。这意味着，继文化垄断、演艺资源垄断、收视垄断之后，它又成功地完成了在销售环节的垄断。
“我的一个观点是，未来能做得起央视广告的企业势必越来越集中”，某知名企业品牌总监如是说。很显然，春晚广告的客户圈已经在缩小，因为“每年参加投标的企业总是几张熟脸。”
收视率上难以弥补的差距，导致了最有实力的广告资源都往央视春晚聚集。春晚在制作和销售的双头垄断，让地方春晚很难长大。 （综合腾讯网、红网、东方网评论）
来源：中评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