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一把手」,常有人有求于他们,能否得到批覆或者见面都由秘书安排。

已经「落马」的四川原副省长郭永祥曾经是周永康的秘书。

秘书和领导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生态,更有一些不得不说的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如何更好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成为热点,其中一条便是「清退违规配置的秘书」。公开报道显示,八项规定执行以来,云南、河北、广西等地开始陆续清退「专职秘书」。新华社也曾报道:军队武警纠治「四风」军职领导秘书全部清退。这项规定执行得到坊间肯定,同时也让处于官场特殊地位的秘书置于舆论焦点。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常有人有求于他们,或请示批覆,或能否上传见面都由秘书安排,这种隐性权力往往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不过,秘书与贪官也因此玩起了东北民俗「二人转」,他们构成腐败共同体,也常常形成「一人倒,多人倒」的腐败格局。从以往贪腐案例上看,秘书也是高发人群。成克傑案、河北第一秘李真案、上海社保案、刘志军案,涉案高官身边基本都有一个被人们忽视而又扮演重要角色的秘书……整合/记者陈晓熙
官员秘书成「升迁捷径」
在当下官场,由于提拔路径不规范,一些缺乏领导能力或带「病」的秘书被提拔重用,已成为现行组织人事制度的灰色带。现实中,被选为领导秘书大都「官升一级」,有的甚至官至高位,但均不用经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程序,也不属于「破格提拔」。
不久前,内地杂志《南方周末》梳理了27个省份的286名(含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不含自治州和直辖市下设的区县)市委书记信息,发现有57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这些市委书记,曾分别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部委及各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任过领导秘书。如湖北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曾是「劳动部副处级秘书」;广西北海市委书记王小东曾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正处级秘书」。此外,还有二十多名现任市委书记,早年曾在地市和更基层的机关企业担任过秘书。如山西朔州市委书记王安庞,曾是「太原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秘书与领导之间具有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在提拔人时,主要考虑的是被提拔者是否「信得过」。中央党校政法部黄小勇副教授表示,在领导配备秘书时,用谁不用谁基本是领导个人说了算。比如李真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时,就是由当时的省委书记程维高亲自「钦点」等等。
秘书与贪官狼狈为奸
纵观过往官员贪腐案例,秘书与其上级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形成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腐败共同体。在披露的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中,就「拔出萝蔔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如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2013年6月被查的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的秘书,即四川省文联办公室主任王昇民也被带走。值得一提的是,郭永祥同样是秘书出身。多位专家认为,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
另外,对秘书的包容与放纵,同样影响了官员的政治生命。2005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存在问题,但陈良宇并不理会。 2007年7月26日,中纪委负责人就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答记者问时表示,陈良宇的主要违纪问题包括「包庇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
隐性权力来源「一把手」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事实上,现在中国秘书配备过度,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中国新闻周刊网的调查发现,95%的地方领导违规配「秘」。
从不少国家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但是,中国有些地方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而秘书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 「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枴杖化生存』现象严重,他们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年轻干部称,「有些领导干部检查工作走的也是秘书和基层领导干部安排好的线路,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作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如果领导干部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的话,工作中对秘书的依赖程度就更高。」
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的秘书上任后,出于感情和被信任等复杂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工作关系与个人感情关系难以分开的现象,甚至由工作服务关系变成可怕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表示,这样的秘书很容易以「身边人」身份与领导干部达成默契,只要把握不住,就容易将公权私有化。
事实上,秘书群体的「含金量」如此之大,归根到底还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有关。一些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那麽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还指出, 「级别愈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愈大。」
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愈来愈「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如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克傑案中,公诉人的公诉书和证人证言材料中反覆出现的「小人物」——成克傑的秘书周宁邦。周在成克傑与情妇李平奸情被其爱人发现后,为李平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甚麽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傑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功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
秘书腐败引「连环效应」
另外,秘书虽没有控制某个行业或单位的人、财、物,但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认为,「由于秘书经常参与某一项重大决策的酝酿产生过程,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不过,秘书如此弄权也存在「风险」。仔细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发现,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易得到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鬥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学者梁木生称,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捨卒保帅的最好藉口。
揭秘「二号首长」政治生态
领导如何挑选秘书?
有人把官员秘书称为「二号首长」。做「二号首长」可算是不折不扣的美差了,那领导们会如何挑选呢?
曾做过副部级领导秘书的许某称,不要把秘书神话,也不要妖魔化,他就是一个特殊岗位,只是离领导近,身份才显得微妙。
许某介绍,专职秘书不分生活类、业务类或者人事类,就是一个行政秘书。作为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行政秘书,他们就是辅助领导做好行政方面的服务工作。
同样为某副部级领导秘书的崔某称,有些领导履新会把原来信任的人带过来,但有些新任领导会有相关部门给他推薦几位人选,领导会先看个人履历,也会去考察这几位候选秘书的人品、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性格等,但他肯定会挑选和自己合得来的。
在他看来,性格太张扬或者说话做事太卤莽,是不适合这个岗位的。秘书得能静下心坐得住,耐住寂寞、经得起诱惑,这个岗位才能坐得稳,说话处事要谨慎、小心。
「二号首长」的工作内容是甚麽?
此前坊间普遍认为专职秘书的工作是替领导写讲稿、接待客人。事实上,他们很少帮领导写稿,只是帮助领导准备材料,然后为领导做些辅助工作。如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家直属单位、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秘书,他们更多是沟通协调领导的时间,帮助领导约访外部领导和同级别领导,或者是沟通会见请求。许某称,像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这些老百姓认为比较神秘的部委,他们都有政策研究室或者是办公厅专门的秘书处来协调领导文稿。
此外,秘书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帮助领导辨别某个会议该不该出席,给领导一个直接建议。 「现在国家办的会议很多,邀请函发到秘书那儿,他直接给拿掉了,他可以不建议参加。有些文件就压在秘书办公室,像副部级以上领导的秘书都有专门的办公室,有的比较节俭的部门,是两三个秘书在一个办公室里。」许某说。
据某中央媒体记者周某介绍,副国级领导一般有两位秘书,基本是行政和事务秘书。所谓的生活秘书,其实对于副国级以上领导,才可能去提到这个概念。当然也看领导喜好,要不要配生活秘书。
秘书能决定谁见领导吗?
有人要拜访领导,可能会送一些国外带回来小礼品给秘书,按规定是不能收的,但实际上,秘书们不可能完全拒绝。崔某表示这种人情是最难处理的事情,「他可能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因为中国人很注重这种礼节,首次拜访客人不能空着手去。」
不少人想通过秘书见到领导,事实上,秘书并不能决定谁能见到,他需要向领导汇报后,揣摩领导的意思,只有领导同意后,才会见拜访者。例如每遇人事调整风声或是重大节庆时,地方官员进京跑关系的不在少数。在「晋见」中央领导之前,地方官员一般会通过秘书来进行疏通。地方官员往往会找到秘书送一些钱或者礼物,要求见领导,但又不会直接说理由。也有些地方官员本身和中央领导就是比较好的朋友。 「作为秘书,就要区分是私事还是公事。如果不想见或是不该见的人见了,事后领导就会告知你注意,如果这个人再来找,你就要帮领导推脱,这需要把握分寸。」崔某说。
崔某也曾遇到一些想拜访领导的客人身价丰厚,搞旅遊的,开酒店的,「让我节假日带着家人去那儿旅遊,他去接待,这事咱们不能做,这属于变相受贿。我们去旅遊都是悄悄过去,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自己把握。」在他看来,利和害是相辅相成的,权力部门的秘书必然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会受更多人的关注。